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安乐死？不夸张地说，一旦安乐死被允许，那将成为穷人的灾难，因为这等于给富豪们打开了一扇后门。
病房里的消毒水气味，混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衰败气息，浓得化不开。
李老太躺在床上，薄薄一层皮肤贴在骨架上，每一次艰难的呼吸都带动被子微不可察地起伏。
镇痛泵的按钮就在她手边，可那点剂量对于癌细胞啃噬骨骼的剧痛来说，像是试图用一杯水浇灭山火。
她疼得狠了，会从喉咙里挤出一种短促的、破碎的吸气声，手指紧紧攥着床单，指节白得吓人。
儿女轮流守在门外，透过玻璃看着，红着眼圈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他们问医生最多的不是“还能好吗”，而是“怎么能让她不这么疼”。
医生往往沉默地摇摇头，那沉默比任何判决都让人心凉。
人到最后，怕的往往不是死，而是这种连死都由不得自己的、被无限拉长的活受罪。
于是，一个词浮出水面，安乐死。
意思是“好死”，让绝症患者用药物无痛、体面地离开。
听起来像最后的人道。
在荷兰、瑞士这些地方，这事已经合法，每年都有几千人选择这条路。
但在我们这儿，它还是个不能碰的禁忌。
为什么？是技术不行吗？显然不是。
是钱的问题吗？似乎也不全是。
那堵墙，看不见，却实实在在立在那里。
支持的人，心里揣着不忍。
他们见过太多“治疗”变成“折磨”。
全身插满管子，靠机器喘息，意识模糊却依然能感知痛苦，尊严碎了一地。
对这些人来说，现代医学有时候像个固执的工匠，拼命要修复一座注定要倒塌的房子，却不管住在里面的人每分每秒承受着什么。
安乐死，在他们看来，不是杀人。
而是拔掉那些本就不该插上的管子，是给痛苦画上一个句号，是把对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控制权，还给自己。
这诉求，沉重，但似乎无可指责。
可反对的声音，同样有它的道理，而且这道理更让人脊背发凉。
他们问谁来决定？怎么决定？
一个被病痛和昂贵治疗费拖垮的家庭，子女签字同意“安乐”，到底是出于对父母痛苦的不忍，还是对自己负担的解脱？
这里头的微妙，法律文书怎么分辨？
更黑暗的想象是，如果背后连着器官移植的黑色利益链呢？
如果“自愿”是可以被制造、被胁迫的呢？
荷兰就出过事，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，并没有明确表达意愿，就被判定为“符合条件”，在挣扎中被注射了药物。
这事就像一盆冷水，浇醒了很多人，再严谨的法律流程，也防不住人心的鬼蜮。
这成了一个死结。
一边是李老太们实实在在、每分每秒正在遭受的酷刑，呼喊着一个解脱的选项。
另一边是整个社会对“口子一开，洪水滔天”的深深恐惧。
我们相信个体的善意，但不敢信任人性的整体。
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人情与利益复杂缠绕的社会，一旦“合法的死”成为可能，它会不会变成一把悬在老人、穷人、失能者头上的刀？
会不会有人打着“减轻痛苦”的旗号，行减轻负担、甚至谋财害命之实？
想到这些，任何主张放开的人，都不得不把话在嘴里多绕几圈。
所以，争论常常陷入僵局。
觉得该放开的人，说对方冷漠，不懂何为真正的慈悲；坚持禁止的人，说对方天真，不懂人性经不起考验。
其实，这背后还有个更隐秘的心态。
我们都可能是病床上的李老太，但我们也可能是那个要签字的儿女，或是潜在的利益相关方。
当“废除死刑”被讨论时，很多人支持保留，因为觉得自己不会是那个罪犯。
但当“安乐死”被提及时，很多人下意识反对，因为谁都怕自己成为那个“被自愿”的弱者。
看问题的角度，往往取决于你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。
话说回来，法律暂时走不通，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转过头，当病房里的声音不存在。
或许，在纠结“能不能让他死”之前，我们更该问问“能不能让他活得好受点”。
我们的医疗资源、社会观念，是否能在生命的终章，给予足够的安宁护理和疼痛管理？
能否让一个人即使不能选择“好死”，至少能免于“坏活”？
在追求“优逝”的权利之前，能否先保障每个人“善终”的质量？
这才是那堵高墙之下，我们真正能够、也应该去努力铺上的柔软垫子。
讨论安乐死，像在黑暗中擦亮一根火柴，不是为了立刻点燃什么，而是为了看清，我们离真正的文明与慈悲，还有多远的路要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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