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00年,慈禧一路逃到山西,盘缠见了底,不得不找乔家借银子。本来只开口要10万两,乔家家主乔致庸扑通一声跪下:“30万两都成,只求老佛爷赏草民一样东西!”慈禧听完哈哈大笑:“这有何难?”
1900年,八国联军打进北京。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凌晨,紫禁城里乱成一锅粥。太监宫女哭喊着四散奔逃,御林军早就跑没了影。
慈禧从寝宫出来的时候,连凤冠都没来得及戴。身边的李莲英手忙脚乱找了一套民妇的粗布衣裳,催着她换上:“主子,来不及了,洋人已经到东华门了!”
慈禧咬了咬牙:“走。”
一行人从神武门出了宫,连个像样的马车都凑不齐。
堂堂大清国的太后,坐的是临时征来的骡车,车厢里连块垫子都没铺。光绪帝跟在后头,脸色煞白,一句话不说。
出京头一天,队伍里没带干粮。
走到昌平一带,慈禧饿得实在撑不住了。李莲英跑了半个村子,最后捧回来三根煮玉米棒子。
慈禧接过来,看了一眼,没吱声,低头就啃。
这个画面,搁在三天前,是谁都不敢想的。三天前她还坐在金銮殿上批折子,御膳房一顿饭摆一百零八道菜。
三天后,她蹲在骡车里啃玉米。
一路往西走,队伍越走越散。太监跑了一半,宫女也跑了不少。随行的王公大臣,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悄悄拐了弯,再也不见人影。
到了山西地界,总算有地方官出来接驾了。但慈禧身上的银子已经见底了,朝廷的脸面也快兜不住了。
沿途吃住都得花钱,随行几百号人要养活,地方官拿出来的那点银子根本不够填窟窿。
有人给慈禧出了个主意:“山西祁县有个乔家,开票号的,买卖遍布大半个中国。论家底,整个山西数得着。”
慈禧问:“靠得住吗?”
旁边的人答:“乔家做了几十年生意,最讲一个信字。他家的大德通、大德恒两家票号,在各省都有分号,银子调得动。”
慈禧点了头:“传他来见。”
来的人叫乔致庸。
这一年,乔致庸已经八十二岁了。在山西商界,他是活着的招牌。乔家的票号、茶庄、绸缎庄,生意铺到全国十几个省。
人送外号“亮财主”——不是显摆,是真有那个底气。
但乔致庸这个人,精明了一辈子。他做生意有个原则:每一两银子花出去,都得听见响。
他颤颤巍巍跪到慈禧面前,磕了个头。
慈禧开口:“乔当家,朝廷如今有难处,想跟你乔家借10万两银子周转。事成之后,朝廷不会亏待你。”
乔致庸跪在地上,没有马上接话。他抬起头,看了慈禧一眼,又迅速低下去。
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料到的话:“回老佛爷的话,10万两不必提了。30万两,老臣一个子儿不少地备齐。”
慈禧眼睛一亮。
但乔致庸紧跟着又加了一句:“只求老佛爷赏草民一样东西。这30万两,就算老臣孝敬您的,不用还。”
慈禧的笑意顿了一下:“你要什么?”
乔致庸又磕了个头,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:“老臣斗胆,求老佛爷赏一幅墨宝。老臣想挂在家宅正堂,当传家之物,让乔家子孙世世代代记着皇恩浩荡。”
慈禧愣了一瞬,随即大笑起来:“这有何难,取墨宝来!”
等墨宝取来后,慈禧挥手写下“福种琅嬛”四个大字。
乔致庸磕头谢恩,30万两银票当天就送到了慈禧面前。
在场的人里,大概多数都觉得乔致庸亏大了。30万两是什么概念?够普通人家吃喝几十辈子。而一幅字,说到底不过是纸上的墨。
但乔致庸不这么看。
他做了一辈子生意,最懂一个道理:银子花了能再赚,但有些东西,错过了这一回,就再没有第二回。
1901年,慈禧回銮北京。
回宫之后,她命人将“福种琅嬛”四字制成一块匾额,交由山西地方官员专程送往祁县乔家。
匾额送到那天,乔家大院中门大开,阖府上下跪迎。
匾额挂上正堂的那一刻,乔致庸站在堂下看了许久,对身旁的儿孙只说了一句话:“记住,这块匾比银子值钱。”
他没说错。
太后亲题的匾额往正堂一挂,乔家的招牌一夜之间就不一样了。
往后不管跟官府打交道还是跟同行做买卖,谁见了这块匾,都得掂量掂量——乔家,那是太后亲口夸过的人家。
更实在的好处紧跟着就来了。
慈禧回銮后,乔家的大德通、大德恒两家票号,获准代理朝廷的官银汇兑业务。
全国各省的官银过一道乔家的手,光手续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30万两的“孝敬”,翻着倍地赚了回来。
1907年,乔致庸去世,活了八十九岁。
他留给后人的,除了票号、宅院和那块挂在正堂的御赐匾额之外,还有一个道理:银子是死的,人心是活的。能用死银子换活人心的买卖,闭着眼睛都该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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